《二七土地法》是1930年2月在吉安陂头村召开的二七会议上，经过充分讨论而形成的，《二七土地法》共四章33条，对土地的没收与分配，废除债务、土地税和工资等问题，作了比《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更为详细的规定。
（1）在没收土地的对象上更明确。《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兴国土地法》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二七土地法》则明确规定：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即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及祠堂庙宇神会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所有，由苏维埃分配与贫苦农民及其他需要土地的农民。还规定，“所有豪绅地主及祠堂公田的契据，限期缴交到苏维埃，或乡区农民协会，当众焚毁”。这样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统治地位，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2）在土地分配对象上更全面。《二七土地法》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社会安定出发，除了规定没收土地“分配与贫苦农民”外，还规定“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无它种方法维持生活的，得酌量分与土地”。“现役红军官兵夫及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照例分田，并由苏维埃派人帮助其家属耕种”。“乡村中工商学各业能够生活的，不分田。生活不够的，得酌量分与田地，以补足藻生活为限”。“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
（3）在土地的分配方法上更切合实际。《二七土地法》强调：(1)为满足多数人的要求，并使农民迅速得到田地起见，应依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有特殊情形的地方，经乡苏维埃请求，得区苏维埃批准的，得以劳动力的标准分配。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得采取绝对平均主义，重新瓜分”。这种分配方法不但坚持了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同时又具有照顾不同情况的灵活性。
（4）在分田的区域划分上更合理。《二七土地法》规定实行两种分田区域标准，这就是：(1）以乡为单位，由某乡农民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所耕田地总合起来，共同分配。(2)以数乡为单位，如有三四乡互相毗连的，内中几乡田多几乡田少，若以一乡为单位分配．那田少之乡不能维持生活，又无它币生产可以维持生活的，则以三四乡合为一个单位去分配”。这种区域标准，照顾到了田少之乡农民的利益。
（5）在废除债务和征收农业税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定。《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都没有各阶级间借债如何处理的规定，使土地革命中必然遇上的债务关系难于处理，不仅豪绅地主还要或明或暗逼债，贫农、中农内部也时常引起纠纷影响团结。《二七土地法》对此作了明文规定：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之债，一律不还，债券借约限期缴苏维埃或农会焚毁。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农或小资产阶级之债、不论新旧，都要还清。“工农贫民欠商家交易之账，而非商业高利贷的，仍旧要还。但非本身之账不还，年限太久之账也不还”。“工农穷人自己来往之账，革命以前借的，应全还、减还或免还，由乡区苏维埃按
照情形，适当规定。革命后借的，全然要还”。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维护穷苦大众的利益、反对剥削制度的宗旨。它是在土地革命实践中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一个重要法律依据。
（6）《二七土地法》首先指出征收土地税的目的和用途。主要是“为打倒反革命的需要（如维持并扩大红军及赤卫队，维持政权机关等）及增加群众利益的需要（如设立学校，看病所，救济残废老幼，修理道路河坝等）”。同时，规定按分田数量分等次征收，根据不同的收成，征收不同税率。此外，还明确规定，征收的土地税，“50%归乡苏维埃，20%归区苏维埃。20%归县苏维埃，10%归省苏维埃”。这些规定，便于操作，避免或减少了矛盾。
(7)对农村手工业工人及雇农工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都没有涉及，而《二七土地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规定： “农村手工业工人及雇农，以前工资过低的要适当提高，以后工资数目，由苏维埃依照生活物价涨跌及农民收入丰歉两个标准决定之。乡区苏维埃规定工资，须得县或省苏维埃批准。”
《二七土地法》是继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后较为完整的一部土地法，是党在三年来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总结。它不仅在当时正确指导了赣西南苏区的土地革命，而且也为我党后来土地法的制定提供了现实的理论依据。然而，《二七土地法》的制定，在当时也存在着一些时代的局限性所带来的不可回避的内在硬伤：一是过分打击了富农的利益，甚至伤害了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的所有权仍归苏维埃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三是禁止土地自由买卖等。尽管如此，《二七土地法》仍然不失为中国土地革命斗争理论宝库中及其辉煌、彰显理性光芒的新篇章，也是中国土地革命斗争史上极为宝贵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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